内容浏览


利澳国际娱乐发现看安徽文明之光(组图)

文明是一个范畴较为广泛的名词,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社会解体进入了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国家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活动中心。一般已发明或利用文字作记载,并且开始冶炼金属。从考古学上观察,文明主要表现在文字、青铜器、城址等因素上,同时与礼制形成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如玉器和祭祀遗址也是值得重视的文明因素。


  文明是一个范畴较为广泛的名词,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社会解体进入了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国家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活动中心。一般已发明或利用文字作记载,并且开始冶炼金属。从考古学上观察,文明主要表现在文字、青铜器、城址等因素上,同时与礼制形成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如玉器和祭祀遗址也是值得重视的文明因素。

  安徽是一块早期人类文明的诞生地,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百万年前,安徽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距今7000年至5000年前后,人类文明的曙光在淮北大地、江淮之间和沿江一带均已呈现,并在发展过程中承担起中国早期文明交流中的承启东西、连接南北的重要作用。许多文明成果为世人所瞩目。

  一、安徽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史前人文环境

  安徽地跨江淮,其间地貌丰富,山林湖泊兼而有之,淮河、长江两大河穿流而过,将安徽自然分为三个区域,皖北平原、江淮丘陵和皖南山区,地理环境区别明显,属于一种南北环境气候的交汇地带,气候适宜、环境优越、动植物资源丰富,为这块土地上早期人类的生息繁衍、交流沟通提供了条件。

  在数百万年前安徽境内就出现了人类活动的遗迹了,从数量看,也是中国远古人类活动较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在全国的旧石器考古中占有显著的地位。目前已发现古人类遗址几十处,绝大多数位于淮河以南区域,尤以巢湖流域一带及长江以南为多,时间也较早。其中以繁昌人字洞遗址最早,距今有两百万年,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期的人类活动遗址之一,这里发现有包括石器和骨器在内的人工制品百余件,它的发现和研究为我国早期人类的起源和进化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在和县龙潭洞和巢湖的银屏山发现了人类化石,被命名为和县猿人和巢县人,分属人类进化阶段的晚期直立人和早期智人阶段,距今也有数十万年。他们的发现在中国旧石器时代中具有重要意义。

  新石器时代的安徽,人类活动范围明显扩大,从萧县的花甲寺到黄山的蒋家山,从宿松的黄鳝嘴到马鞍山的烟墩山,在大江南北、淮河两岸,均发现大量遗址,规模大小有别,时间早晚不一,其中以淮河流域发现的遗址时间最早,最早的遗址距今8000多年。这一段时间,人们开始过上了定居的农业生活,饲养家畜,以采集和渔猎作为生活资料的补充,社会生产力逐渐提高。中晚期社会也逐渐出现了分工,阶级开始分化,产生了贫富差距,出现了大型聚落和玉礼器,这一切在考古学上可以得到确切的考察。

  优越的地理位置为生活在这片沃土上的先民对外交流提供了便利。周边文化在此融会贯通,在保留自身特点的同时,也可看出周边文化对安徽临近地区的辐射作用。早在旧石器时代,这种现象就已显现。新石器时代这种现象愈发明显,安徽起着沟通南北、承启东西不可替代的地位。这些因素造就了安徽灿烂的史前文化,同时也为安徽史前文明的起源、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灿烂的史前文明

  安徽目前已发现40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众多。以刻画符号、玉石礼器、大型聚落等为代表的文明因素在江淮大地上纷纷出现,文明的曙光逐渐开始显露。以下仅从已发掘的遗址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四处,简要介绍如下。

  蚌埠双墩遗址——神秘的刻画符号

  双墩遗址距今7000多年,位于蚌埠市北郊原吴郢乡(今小蚌埠镇)双墩村北侧,南距淮河约5公里,是一处台形新石器时代遗址,面积有2万平方米。1985年发现,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发掘面积375平方米。出土了大量文化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骨角器、蚌器、红烧土块建筑遗存、动物骨骼以及大量的螺蚌壳,既有生产工具、生活工具,又有大批刻画符号和泥塑艺术品,为探索7000年前先民们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提供了大量信息,显现出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

  刻画符号是双墩遗址的最为重要的发现。符号共计600多个,主要发现在碗底陶片上,构成了双墩文化遗存的重要内容,为史前刻画符号又增添了一套新的时代早、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结构独特而新颖的符号种类,从符号的刻画形状来看,可分为象形和几何形两大类。从符号的使用率来看,有些符号反复出现或与其它符号构成组合符号。这就形成了双墩刻画符号自身的特征,与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发现的刻画符号相比,一部分单体和象形类符号的形体结构与其有一定的相似性,而重体和组合体符号的猪形、鱼形、杆栏式房子形、花瓣形、蚕丝形、太阳形、和几何类的横形、竖形、叉形、勾形、十字形、三角形、方框形、圆圈形等符号多与其它文化遗址符号有一定的形似性。如组合符号的鱼形和双弧线形或与方框形组合等、三角形和鱼形、花瓣形组合等、方框形和蚕形、花瓣性、勾形组合等重弧线形和横线形或圆圈组合等、半框形和一道或二道横线形组合等、十字形和圆圈形组合等符号与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符号的区别就比较大或大相径庭。

  双墩遗址还出土了少量的泥塑艺术品,其中一件人头像为夹蚌末红褐色粗陶,采用捏制、堆贴加刻画的方法,两颊各戳印着5个排列整齐的小圆窝,额头上刻画重圆纹,是一幅渗透着稚嫩气息的纹面孩童的形象,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是一件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

  含山凌家滩遗址——巢湖流域的古国

  凌家滩遗址位于含山县长岗乡凌家滩村南的一片高岗台地上,周围丘陵起伏,地势北高南低,裕溪河流经遗址的南部,整个遗址面积约160万平方米,距今约5300年,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

  遗址内包括生活区、独立的墓地以及近3000平方米的红陶块建筑遗迹,初步判断可能为神庙或宫殿。发掘主要集中在墓葬区,发现了一批高等级的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了一大批陶、石、玉器等文物,尤以玉器造型独树一帜。

  红陶块遗迹分布在凌家滩自然村内,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厚度1.5米。红陶块经过高温烧制,质地坚硬。祭坛呈长方圆角形,西高东低,面积约1200平方米,建筑在凌家滩聚落中心的最高处,分三层筑成,表层有积石圈和祭祀坑。这种建筑方法和风格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在安徽属首次发现,也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三座大型祭祀遗迹之一。

  墓葬区面积约14000平方米,规划周密,由南自北分列八排,以第一和第二排墓葬规格最高,不仅墓坑面积较大,随葬品也十分丰富,数量达几十件甚至上百件,主要以玉器为主。随葬品层层叠叠规则的放置在墓主人的两侧及身上。从发现玉镯位置看,墓主人死时当是双手交叉置于胸前的。

  凌家滩墓地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雕琢精湛,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其他古文化遗址不能比拟的,具有重要的考古、历史、科学和美学艺术价值。器形主要分以下几类:工具、武器类:主要是缺乏实用功能的斧、钺、戈,应是礼仪用器。装饰品类:主要是穿戴在身上起装饰作用的镯、璜、环、玦、璧、双连璧、管、珠,以及形制较为特别的宝塔形饰、扣形饰、喇叭形饰、月牙形饰、菌形饰、冠形饰;动物或人物形象类:主要有龟、龙、凤鸟、鹰、兔、立姿人像和坐姿人像几类,数量很少;其他类:形制较为特殊。如玉版、三角形玉片、玉勺等。此外,凌家滩玉器钻孔技术也令人称奇,有的孔径仅有0.15毫米,可谓是细如发丝,这种技术就在现在恐怕也不易做到。

  潜山薛家岗遗址——奇特的多孔石刀

  薛家岗遗址属于皖西南地区,位于潜山县王河镇永岗村,遗址处在一条呈东西走向的狭长山岗上,海拔高度20米左右,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主要有新石器时代、夏商周两个时期的堆积,文化延续的时间较长。以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体,最早距今有5000多年。它是我省最早发掘的新石器遗址之一,也是我省第一支经过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薛家岗文化命名所在地(薛家岗遗址为这一支文化首次发现的地点)。1979年以来,先后该遗址进行了6次发掘,揭露面积2千多平方米,出土文物近3千件。目前该遗址发掘区域属墓葬区。

  墓葬排列有序,可分几个墓群和墓列,墓葬方向绝大多数为东北——西南向。墓葬中出土有陶器、石器、玉器等器物。通过这些器物我们发现这里早期生活用具多,生产工具少,石器制作工艺粗劣,钻孔技术不发达。到了薛家岗文化的中、晚期,出现了较大的改变: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数量增多,种类齐全且制作精美。石质生产工具和玉饰切割工艺达到成熟阶段,陶器手轮兼制,器形规整,厚薄均匀;小件玉器钻孔精细。此外薛家岗人有着较高的审美欣赏水平,如陶器造型优美,纹饰图案形式多样;石器尤以多孔石刀最具特色,穿孔周围绘有规整的花果形图案,这是目前国内外绝无仅有的。陶球也是发现较多的器物类型之一。有三座墓特意用猪下颚骨随葬,据民族学资料可知,此类做法是以猪下颚骨作为一种财富的象征物,以示墓主人生前所拥有的地位。这反映氏族内部已经孕育着贫富分化的萌芽。

  玉石制造业是薛家岗遗址最主要工业之一,在墓葬中数量占三分之一之多,但种类并不丰富,石器主要为刀、钺、锛三类,其中以石刀绝大多数为多孔,钻孔数量基本为奇数,以3至7孔多见,1孔、2孔及7孔以上数量较少。其中在一座墓葬中同时发现4件多孔石刀,以一把13孔石刀极为罕见,该刀刃长50,两端宽11和9厘米,厚仅0.6厘米。制作工艺精美异常。

  蒙城尉迟寺遗址——中华原始第一村

  尉迟寺遗址为一处新石器晚期大型围壕聚落遗址,距今4800-4300年,现为高出地面2-3米的崮堆状堆积,整个遗址东西长约350、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经过数次发掘已经基本廓清其聚落的布局情况。主要遗迹有围沟、排房、广场、墓葬等,出土遗物有陶、石、蚌、骨等类。大型红烧土排房是该遗址一大特征,在古代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围壕内目前发现大型成组的红烧土房基10余排,规划合理,错落有置,这些房子都是两间以上的组合形式,最长的由13间构成一排,长度为70米。这些建筑在围壕之内组成了一个分布排列有序的红烧土建筑群。大部分基址门朝西南,朝着围沟出口方向,每排房由数量不等的房间组成,中有隔墙。各房间一般在10平方米左右,最大的近20平方米。墙体为木骨泥墙,房顶也是用木棍编扎糊泥而成,搭建完毕经火烧烤,通体呈红色。各房址由墙壁、门、居住面、灶、室内柱及屋顶六个部分构成。

  墙体分为主墙与隔墙两种,主墙指环绕建筑基址四周的外墙,是先在整个房基范围内挖出浅穴,再沿穴壁挖墙基槽,然后主柱、抹泥形成墙体并经烧烤。为承重墙,主墙厚一般为35厘米左右,现存高度从居住面往上为30-50厘米之间。墙里表面光平,经过烧烤穴壁形成红褐色硬土。在靠近墙壁的居住面上,常见有室内柱,起加固支撑作用。从倒塌的屋顶残块看,屋顶纵向敷设木棍,从室内外抹泥,形成平滑的一面坡室顶。当时出现了较为“现代”的门,不仅有门槛还有门框,面积大的房子还设双有门。室内居住面也经过烧烤,相当平整坚硬。室内也注意装饰,部分内墙刷白灰面或红色涂料。

  墓葬以儿童瓮棺葬为特色,数量也最多。瓮棺葬葬具为日常生活用具,通常由两件大口陶器相扣而成,用于个体较大的幼儿则直接用打碎的陶片铺盖。还出现了以大口尊为葬具的高规格瓮棺葬型制,在部分大口尊上发现了“日、月、山”形刻画符号。

  在一排4间一组的建筑前面,有一处人工铺垫的大型广场,面积为1300多平方米,表面光滑、平整、坚硬,广场中央有一处直径为4米的火烧堆痕迹,这是原始人集会、祭祀和举行篝火晚会的地方。广场不仅烘托出了该聚落的等级,而且也说明了氏族成员在部落酋长的领导下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些造型奇特的陶器,1件鸟型神器,5件七足镂孔器,这类陶器的发现与广场上进行的祭祀活动有关。

凌家滩玉器文物
凌家滩玉器文物


  三、安徽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

  以上述几处遗址为代表的安徽史前文化,内涵丰富,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占有一席之地。结合这些材料,可以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史前考古的突出成果决定了安徽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

  历年来黄河流域都是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主要区域,但随着各地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深入,使我们对文明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中华文明并不仅有单一的源头,而是有多个源头,呈现出一种“满天星斗”的局面。考古发掘则为证明各个区域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提供了直接证据。

  近年来安徽史前考古成果斐然,令人耳目一新。1979年潜山薛家岗、含山大城墩等遗址相继大规模发掘,揭开了安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新篇章,取得了一批突出成果。史前遗址在数量上和规模上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出土遗迹、遗物令人叹为观止,耳目一新,有些甚至在全国也具有代表性。其中,双墩的刻符是迄今为止史前时期最为复杂和完整的刻画符合;凌家滩发达的玉石器工业全国少见,所出土的玉龙号称中华第一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玉龙。玉人则首次完整展示了原始人的外貌;尉迟寺聚落为研究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社会结构、聚落形态及建筑技艺提供了宝贵材料,也是研究中国史前建筑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这些发现不仅加深了我们对安徽史前文化的认识,也奠定了安徽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地位。

  文化内涵的丰富性证明了安徽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5000年以前生活的安徽这块土地上先民,以自己的聪明才干创造出辉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为中华文明起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礼仪宗教相关器物大量出现。在江淮一带的凌家滩和薛家岗遗址出土遗物以玉、石器制造业相当发达,器物异常精美,其所能体现的内涵最为丰富。凌家滩作为当时全国的玉器制作中心之一,大量制造使用玉器。玉器在当时自然不是普通的物品,它与上层机构联系紧密,象征权势,代表着宗教的威严。从发现玉器种类看也是如此,两地大量发现玉石钺象征着兵权,龙凤璜代表着最早期的部落军事联姻的信物。玉鹰、玉龟版、玉龙、玉人等均与原始宗教有密切联系。较凌家滩遗址要晚的良渚文化与凌家滩就有着密切的关系,该文化同样拥有发达的玉文化。薛家岗的多孔石刀也并非实用之物,而是象征着权势的物品。尉迟寺遗址发现的陶质神鸟塑像,不是件普通器物,是一件用于祭拜的鸟图腾塑像。这些器物的器型或体量多为外地所罕见,同时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它们蕴含的创作力对于史前的安徽先民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

  刻画符号与文字的起源。文字起源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缺少对刻画符号的研究,文字的起源就无法说清。在双墩发现的7000年前的刻画符号,虽比河南舞阳贾湖发现的刻画符号晚上1000多年,但在丰富性和复杂性上远远超出,这在世界考古史上也是罕见的。双墩刻画符号如此丰富复杂使我们不得不把它与文字联想起来,这些刻画符号可能是汉字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它在探讨中国文字以及文明的起源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尉迟寺遗址发现的大口尊上的陶文与山东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完全相同。两地相距千里,却发现在同一器形的同一部位发现相同的符号,不得不说是件令人称奇的事,造成这种巧合的原因,不会是两地的物物交换,而只可能是大汶口人南迁至此,创造出新的辉煌的结果,是一种文化渗透,文化交融的结果。

  中心聚落的出现。尉迟寺遗址的排房聚落被发掘者称为中华原始第一村,它的规模与同时期其他聚落所罕见的。而凌家滩遗址规模也非常宏大,聚落规划严密。据调查,在这两处遗址属于中心遗址,其周围还有数十处小型遗址,年代大致相当,其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文化内涵的多样性证明了安徽在推动中国早期南北文化的交融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安徽地处海岱、太湖、江汉、中原四大文化圈的交汇地带,在地理上承接南北,连接东西,使安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面貌表现出了多种不同的特征,不同区域分别与相近地区的文化类似。按照目前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可以说安徽淮河流域的文化与我国黄河中下游的文化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应属于北方文化系统,而江淮南半部和皖南地区的文化则明显与长江中下游的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属于南方文化系统。皖西南地区对于江汉和太湖两大文化圈之间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与江汉和太湖文化圈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

  这里有两个区域,在文明进程和南北文化交融中地位较为显著。其一,淮河流域。“禹会诸侯于涂山”,说明淮河流域早在夏代以前就是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淮河大部位于我省,在两岸发现了众多新石器遗址,早中晚期遗址均有分布,内涵丰富。其文化内涵具有强烈的南北交融特征。其中,尉迟寺遗址为大汶口文化南下的产物,萧县的金寨遗址玉器具有地处东南地区良渚文化的特征。鉴于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特征,目前学术界认为有必要将其独立出来,自成一系,而有别于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这样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淮河流域的原始文化,以及淮河流域文化对文明起源的贡献。

  其二为环巢湖区。以巢湖为中心的巢湖流域,以丘陵地貌为主,自然资源丰富,适于人类生存。这里北受淮河流域文明辐射,南与长江水系相通,南北东西交流通畅。距今6000—5000年左右,此地的文化逐渐发达起来,文化面貌具有鲜明的特征,代表性的遗址有含山凌家滩、肥西古埂等。两处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其渊源应该属于大汶口文化和江浙一带的崧泽文化,而较凌家滩遗址晚一阶段的良渚文化的玉石技术可能受到凌家滩的强烈影响。概况来说,在凌家滩遗址早期阶段,受到了大汶口文化和邻近的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的较大影响,但文化性质并未改变。在稍后阶段,它与薛家岗文化有过一般的交流。晚期阶段,主要是大汶口文化的影响。此外,从凌家滩遗址规模、墓地和发达的玉器工业表明,这里是当时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所在地,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凌家滩展现了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的曙光,它的出现,成为长江下游地区文明演化的重要一环,对长江下游文明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以上的介绍,使我们了解到在这片生机勃勃江淮大地上,孕育着悠久灿烂的文明。今天,我们了解这些既是对文化传统的发掘和重视,又可激发安徽人的自豪感和继承传统、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责任感,为安徽的奋力崛起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