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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农民如何避免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用脚投票。流民们逃亡、脱籍都是常见手段。朝廷则通过鼓励百姓自归、假田(把公田租借给流民进行生产)、募民移民、检籍(审定、核实户籍)、括户(户口清查)来应对。汉代到唐代中叶,这些手段都很常见。当时在统治中心、交通线以外存在大量的隙地(山区、丘陵与湖泽),所谓的化外之地,官府统治所不及,这就留下了很多空间、资源可供流民生存。另外一种手段是“二业”,也即兼职。

古代农民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饶佳荣、许棉植,原题:侯旭东:古代中国如何“制造”农民

这个访谈缘自编者读到《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其中有一篇《渔采狩猎与秦汉北方民众生计——兼论耕织为本传统的形成与农民的普遍化》。于是,联系到该书作者、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请他谈谈“农民”问题,准确地说,古代国家和官府是如何“制造”农民的——“从在观念上将‘民’主体定义为‘农’,到实际生活中变民为农。经历了数百年乃至千年,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国家”。

曾几何时,“农民”在这片土地上甚至成了一种蔑称,说某人是“农民”,完全是一种歧视。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个国家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迄今农业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仍占据相当高的比重。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务农并非民众自愿的选择,那么,“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古代中国制定了哪些制度强制和引导民众成为农民?民众又有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应付官府?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民众被改造成农民,经历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强制的结果,那么,国家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能这样做?

侯旭东:农耕出现得相当早,大概一万年前就出现了。但是,农耕真正成为一种主要的生计方式,其实和国家在背后的推动密切相关。我认为这种转变主要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这是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各个国家相互竞争、谋求生存发展,二百多年间战争不断,农耕普遍化与战争和国家间生存竞争有相当的联系。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投入兵力上的变化。春秋时期流行车战,一些大规模的战役会动用几百乘兵车,但城濮之战也不过七百乘,鞌之战八百乘,千乘就了不得了。实际上,车战所动员的兵力大概也就几万人,车上只坐三个人,每辆车后还跟随72名徒士,再加上车上的几千甲士。粗略估算一下,八百乘兵车也就五万多人。

此外,春秋时期,组织打仗的主要是贵族,武器装备是由贵族自供的。但是,到了战国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国的兵力增加到30万到100万,且开始向常备化发展。一场战争动辄几十万人参战,公元前318年秦与诸国战于修鱼,斩首八万二千;前293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前273年白起败魏军于华阳,斩首15万;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被俘虏的40万赵军,统统被活埋了!前234年,秦将桓齮(yǐ)攻赵平阳,斩首10万;由一方的损失不难想见双方动员兵力的数量。前224年,王翦攻楚,所率军队多达60万。

别小觑数量上的变化,背后是士兵来源与供应方式的重大变化:原先是贵族自行提供装备,加上其私属,相当于国人为封君作战。现在要大量动员普通百姓上战场,这些人无力自行负担装备,都要由国家提供。为维持众多的常备军,国家的财政负担骤然增大了很多,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出现的一系列的变化,直接间接均与此有关,如任命式的官僚制、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国君掌握更大的权力来控制与调动人力与资源),建立户口制度(直接控制更多的百姓)、律令制度(应对不断增加的日常事务)、对人才的争夺与吸引、各种名目的授田制以及赋税征收上的变化(始于春秋时期),目的是使国家能有持久稳定的物资收入,以维持国家机器(官员与军队)的持续运转。

农民的普遍出现与这样一个大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的状况是各国之间处于互有胜负的胶着状态,并非一次战争便决定国家的存亡,如若一次定生死,就不会产生这些后果。战争状态持续了数百年,经历的是不断的你胜我败,推动各国通过不断的变革来促进其内部(制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