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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因延安“雷击事件”挨骂后做了何深刻反思?

毛泽东对“雷击事件”曾多次提及,仅七大前后就3次深刻反思。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6年5月19日16版,作者:佚名,原题为:《两次“雷击事件”催生延安大生产运动》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王震将军率359旅在南泥湾开展的大生产广为传唱,但鲜为人知的是,当时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是由延安的两次“雷击事件”引发的。

农妇被抓,毛泽东责令放人

延安第一次“雷击事件”发生在1940年10月。当时清涧县农妇伍兰花因丈夫被雷电击死,大骂世道不好,还骂共产党不好,因而被县保安科逮捕,送到延安拟审讯后交法院严惩。

毛泽东得悉,请伍兰花来当面了解情况。原来伍家有3个娃,一个瘫痪的娘,生活贫困。共产党来后分了地,头两年还好,粮食吃不完。“这两年,村的官、乡的官、县的官,都不管咱们的死活了,要公粮还骂咱男人,连老娘也骂哩!”

毛泽东立即指示:马上放人,派专人护送回家,去的人要带上公文,讲明她没有罪过,是个敢于讲真话的好同志,要向她赔礼道歉。毛泽东要求工作人员对这次抓人作出深刻反省,要求组织部门对现任村以上干部进行一次审查,不胜任的统统撤下来。

老农骂人,毛泽东不让追究

延安第二次“雷击事件”发生在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小礼堂召开直属各县市长联席会议。雷电从东南屋角穿入会议室内,坐在礼堂木柱附近代县长开会的延川县政府科长李彩云不幸身亡。无独有偶,当天,安塞县一位老农民在市场买东西时,拴在木桩上的驴被雷电击死。老农又哭又骂:“老天爷不长眼,你咋不打死毛泽东,要打死我们家的驴?”

毛泽东听说后,不让延安保卫部门处理骂他的农民,反而思考: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工作和政策有毛病。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毛泽东对“雷击事件”曾多次提及,仅七大前后就3次深刻反思。

调查后精兵简政抓生产

群众有怨言怎么办?毛泽东特别强调:没有正确的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41年3、4月间,毛泽东亲自编写了《农村调查》一书,8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

9月24日到11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率调查组走遍陕甘宁边区和国统区交界的固临县2个区4个乡12个村,挨家挨户深入了解情况,最后形成了十几万字的《固临调查》一书。书中这样写道:“粮草的征收率较重于商业税及其他副业税收的比例,勤耕苦力的农民,有因负担重而出卖牛羊的。”抗日根据地农民负担的增大,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的急剧增加。1937年平型关大捷之后,爱国青年从四面八方汇聚延安,统计数据显示,边区脱产人员从1937年的14000人上升到1941年的73000人,生产的人没有增加,但吃饭的人增多了。

结合《固临调查》等系列调查情况和部分部队开荒的经验,中央首先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其次,在当年将征收的公粮数量,由原来的20万石减到16万石。同时,抗日根据地干部的工资也严格进行了规定,旅以上干部到中央领导每月只有5元,营团长4元,连长3元,排长2元,士兵1元。1941年12月,中共中央还指示全党全军精兵简政,各根据地各级组织机构的全部脱产人数,应力求不超过甚至少于居民总数的3%。

这些措施下达之后,延安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生活负担迅速得到缓解。更重要的是,群众的骂声没有了,怨气也消解了。(摘编自《党史文苑》《紫光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