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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一句什么话助长高岗野心

毛泽东在1953年3月去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斯大林,在返回的路上,车子行至长安街府右街口时,毛泽东突然说他不想再任国家主席了,想尽早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这个话后来也传到高岗耳朵里,加上中央可能还有人事变动,这更助长了他的野心。

毛泽东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尹家民,原题:高岗向苏共吐“苦水”:我们的中央有人反对我

由于高岗和饶漱石在东北和华东还是做出了一定成就,毛泽东对他们的印象也不坏,认为他们进京可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

奉调入京的高、饶失去了旧日的小天地,很不自在。他们对人说:“这是调虎离山。”周恩来加强对财政的控制,听取陈云、薄一波的意见,实行了新税制,并把地方政府的税收权收回北京中央政府手中,计划委员会也由周恩来的政务院直接领导。这些变动对高岗影响很大。高今后必须征得中央的批准,才能进行任何一项重要工程。周恩来还主张把东北和上海企业的利润用于开发内地不发达地区。高岗虽为计委主席,也要受到周恩来总理和副总理兼财政委员会副主任邓小平的制约。周恩来告诉高岗,一切指令须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发出。高听了,激动得像刚喝过酒,脸上的麻坑都泛红了:“哪个中央?哪个中央?我不是中央政府的副主席吗?”高又说,党从来就是由两个党合并而成的。有过毛泽东的游击队党和刘少奇的以北方城市为基地的地下党。现在需要有新人和新思想了,你们的那一套已经过时,应该“休息”了。

进京不久,高岗就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加以传播,并夸大其词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结束后,为寻找一条适应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之路,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战略思想转轨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集中反映在对几个重大问题的不同看法上。

第一个分歧是由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央作的《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引起的。报告认为,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互助组发生了涣散,它不是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为此他们主张要把互助组提高一步组成合作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等对此持不同意见,刘少奇在多次讲话中认为目前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化要依靠工业,以为目前组织合作社可以改造中国的农业,使个体的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农业,那是空想。7月3日刘少奇将山西省委的报告印发给党内负责同志和马列学院的学员,并加了批语,语言激烈地指出了党内有一部分人害怕资本主义发展,企图用平均主义去战胜资本主义的错误。事后,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并专门找了刘少奇、薄一波等谈话,指出他们的观点是“右倾”。同时指示陈伯达召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起草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再一个大的分歧是国民经济恢复以后,是否应继续执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刘少奇等认为目前国民经济虽然恢复,但旧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根本状况并无大的变化,当前伤害私人工业家和个体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就是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左”倾。为此,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毛泽东对这种主张坚决反对,并作了极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右倾”。

还有一个就是对“新税制”的看法。

所谓“新税制”,是1952年底周恩来批准颁发执行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制试行办法》。这些通告和办法根据“三反”“五反”以后公私关系紧张、市场萧条现象和中共中央关于第二次调整工商业的指示,取消了对国营企业与合作社在加工、调拨、代购、代销或包销的课税方面的优惠条件,实行公私一律的平等竞争。

这些措施一度引起物价波动,也引起毛泽东的关注。